著名的音乐学家、作曲家、音乐教育家和翻译家钱仁康教授于2013年3月15日凌晨3点45分在上海华东医院仙逝。钱仁康教授从事音乐教育工作逾七十年，当时几乎教过作曲和音乐理论的所有课程——和声、对位、赋格、乐器法、曲式、作曲法、音乐文学和中外音乐史等。著名学者、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告诉记者：“钱先生是中国音乐理论界的一代大家，他在上海音乐学院教过几乎所有系别的课程，曾有人说‘哪门课排不出老师了就让钱先生上’，这样博学多才、学贯古今中西的通才大师，如今恐怕再也找不到了。”

　　钱仁康先生一生投身音乐教育，他所培养的学生遍布全国各地、尤其是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都是音乐研究和音乐教育工作的中坚力量。昨天下午，钱教授之女钱亦平和外孙女王丹丹告诉记者，下个月将是钱先生的99岁生日，上海有关方面都早早准备好了为这位音乐理论界的“一代宗师”举行百岁诞辰纪念活动，李岚清同志甚至已经派人送来题词“百岁乐人钱仁康”……不料两天前，记者接到其学生的电话说：“钱先生健康状况忽然恶化，大家很担心，怕等不到贺寿的那一天。”没想到，一语成谶。

　　“五四后”学人的“通”与“博”

　　上海音乐学院副院长杨燕迪教授是钱先生的优秀弟子之一，在他眼中钱先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成长起来的那代知识分子在音乐界的杰出代表。他们与后人非常不同的一个突出特点是精神文化中的兼容并包与中西贯通，“旧学”与“新知”在“五四后”那代人身上的杂糅和融合，到如今似已成为某种可望不可即的神话。

　　钱先生生于1914年，历经中国社会百年演进的所有重要阶段，同时也见证并直接参与了中国音乐在“西学东渐”大潮下现代转型的全部曲折过程。自19岁在林语堂先生主编的《论语》杂志上发文，至90余岁高龄后依然不断有新作发表，长达七十余年的音乐文字写作生涯，出版专著近30多部（种），主编校订和参加撰稿的图书二十余种，译著十余部（篇），译词配曲数百首，所撰字数逾千万字，这个纪录恐难有人打破。除了从文时间之“长”外，研究领域之“宽”和涉及范围之“广”，在音乐界同样无人可比。

　　记者昨天赶赴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和艺术管理系办公室，翻看钱师的学术成果目录，那密密匝匝的排列和洋洋洒洒的细目堪称震撼。杨燕迪教授告诉记者，钱先生的“通”与“博”在乐坛早已闻名遐迩，举凡作品分析、西方音乐史、中国音乐史、中国传统音乐理论研究、音乐美学、音乐学术翻译等各个重要学术领域，均有重要贡献。

　　钱先生是作曲出身，30年代初即开始歌曲创作，之后考入国立音专（1934年）就读理论作曲专业，40年代初即写作歌剧《江村三拍》和《大地之歌》，得以公演并得到好评。而后来作为音乐理论家的名望更盖过了作为作曲家的钱师，人们一般不知道其实他在漫长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在从事音乐创作——直至90年代，他还为终身崇敬的弘一法师的歌词配曲。正是这种从事创作的直接经验，使钱师的音乐研究从不陷入空泛虚浮的玄想和不着边际的臆造，而是脚踏实地并触及音乐本体的“实学”。

　　牛棚里论威尔第歌剧

　　在文革将近尾声时期,钱仁康先生与当时还在“牛棚”里的几位教师受指派参加整理登记抄家唱片的劳动,也就是把一卡车一卡车、一箩筐一箩筐从各处运来堆放在地上的抄家唱片,按中文与外文唱片分别登记编目,坐在堆积的破唱片上，钱先生十分兴奋，一面拿出小本子来将有些唱片曲名抄录下来,一面念叨“这张什么什么歌剧唱片是我们学校没有的”，完全忘记了“牛棚”身份，仿佛还在学校备课的模样。不久,钱先生又和夏野、廖乃雄、倪瑞霖等几位教师一起被指派成立《辞海》音乐词目未定稿修订小组讨论词目稿。接到任务后，他马上拿出一大叠文章书稿，从论威尔第歌剧到论穆索尔斯基等，五六篇书写得清晰整齐、有的还插有谱例的稿子。当旁人都惊讶地问：“你什么时候写的啊?”他只淡淡地回答:“进了‘牛棚’以后开始写的。”“在牛棚这种时候还有心思写这些?”他仍旧淡淡地回答:“这种时候总是要过去的,我们不是还是要做这些事的吗!”

　　音乐欣赏普及的“引路人”

　　作为中国音乐理论学科的奠基人，钱仁康先生学术研究之余，还花费了大量心血投身音乐欣赏和普及工作。他于1958年出版的《音乐常识讲话》和1982年出版的《音乐欣赏江湖》（上、下）都是影响力极大的普及类音乐书籍。后者为其在上海广播电台音乐广播节目中的讲稿，出版后在广大音乐爱好者中风靡一时，洛阳纸贵，加印了多次。

　　艺术管理系副系主任、著名音乐节目主持人王勇博士告诉记者，1990年钱先生还在坚持为本科生上西方音乐史这样的基础课程。“他操着浓浓的无锡普通话上课，显得严肃而威严。”而先生的《学堂乐歌考源》对王勇冲击力极大。他发现书中钱先生详细地考证了如《送别》、《两只老虎》等脍炙人口的儿歌、学堂歌曲都是外国曲调传入中国，并经李叔同等填词，并在中国以本土面目流行起来的种种史实。钱先生选取的是最平民化的音乐作品，用的是最朴素的词句，任何人通读都不会有艰涩之感，反而是茅塞顿开。“这是音乐理论家到了最高层次才能够做到的举重若轻的境界。”他说：“如何又有学术规范性，又有活跃的可读性，破除艰深、呆板、干涩的文风，钱先生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表率。”